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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年代

2018年10月11日 09:09 张克薇 点击:[]

历史不是只写给帝王将相的。

   尤其是有千百万人参与和经历过的历史,更应当让他们在参与和经历之后留下曾经参与和经历的印迹,也应当让更多的虽未参与和经历过的后人,能从历史的印迹中看到时代的风云和人性的光辉,这是编史官们的责任。

   凡档案工作,“档案编研”属档案产品的二次加工业务,余有幸从此业二十五年。传统档案史料编研,大多是为政治服务、为行政机关服务而编而作,当然这同样是历史和社会的需要,但其编纂成果平民百姓少有览读,毕竟,为上层建筑服务的正史和草根读者读史之间,还是有着那麽一点点隔膜。

在当下,如果有人能用档案编史者的思想、记者的眼光、文学的语言,把千百万人曾经参与和经历过的似乎并不遥远的历史记述下来,把曾经有过的时代风云和人性的光辉描述出来,让读者阅读到真实、自然、流畅好读的档案史料,岂不应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妙境?

我想我能做这件事情。

于是,我拿起了笔。

于是,我坐在了键盘前,著述着包头的社会史,用我的方法。

话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夏历的甲辰年,公元一九六四,刚刚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来的包头人民,似乎精神面貌还不错。

“船行千里靠掌舵,幸福的日子靠党过”,纯朴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是过了十几年的新生活,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内心固有的感恩、报恩的思想丝毫未减,反而愈来愈蕴积着巨大的翻身解放做主人,建设国家跟党走的思想能量。用那位旧社会黄河畔上受尽了可怜、新社会当上内蒙古黄河航运局跃进号航标船船长赵大黄盖的话说,就是,“吃过黄连的人更知蜂蜜甜,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二黄盖、三黄盖都要牢记阶级苦,永记党的恩,用实际行动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干群关系之好也是没得说。共产党的干部从市委书记、市长到科长、股长,下基层蹲点,下矿山坑道掌子面劳动,那是经常的事情。搬到集体宿舍里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包头机械厂副厂长苏铁民(八十年代曾任包头市经委副主任),每天晚上就在包头机械厂三十多间集体宿舍里同工人一道,或放声高唱革命歌曲,或阅读毛主席著作,或听老工人讲述过去的苦难和今天的幸福。一天,他看见同屋工人傅景耀的袜子脏了,就悄悄地给他洗干净,晾干后放在了他的床边。看到工人王春志的棉袄乱放在床上,就给叠得整整齐齐。他还和厂长王国春、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子云一道给工人下夜,在工人们入睡后,轻手轻脚地巡视各个宿舍,见到哪个工人蹬了被子就给掖盖好了,这温情的场景多像“文革”中、后期被马玉涛唱红了的那首描写军民关系好的歌曲《老房东查铺》里的歌词:“老房东半夜三更来查铺,手里头拎的是一盏灯。”总之,干群关系融洽、党与人民血肉相连,苏铁民们是真实的写照。

包钢焦化厂的工人刁庆辉、侯镜澄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4月1日的包头日报上,题目就是《范易书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文章写到:“3月9日,市委范易书记搬到我们宿舍来住了。他来到宿舍,很快就跟我们熟悉了,从生活到生产,从学习到思想,什么都谈,使我们感到很亲切……。范书记还到车间跟我们一起干活哩!见到范书记这样认真地干活,我们很受感动。”

此时的共产党的干部们,大官小官都如此,自然极了,真实极了,哪怕是在摄影记者为数不多的镜头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作秀”、“摆pose”、“炒作”一说(N年以后,这三个词广泛应用在政界、娱乐界)。

写到这儿,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时任中共包头市委第一书记、包头市市长的高锦明在得知包建一公司56岁的架子工宋正义与自己骨肉分离21年的女儿王素兰(后经有关部门批准改为宋忆圆——意为“记忆团圆”)重新骨肉团聚的消息后,接见了这对苦命的父女,旧社会让他们家破人亡、亲人离散,新中国使他们全家幸福、骨肉团圆。有一张新闻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市委高锦明书记和宋师傅亲切握手的场面,竟然正面镜头全部聚焦在了宋师傅的身上,他高兴地咧着嘴,使劲握着高锦明书记的手说:“我今后要努力生产,绝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父女的恩情,”想必高书记也从这位架子工的手上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是记者照出来的、或者说高锦明书记“摆”给记者的却是个仅占镜头三分之一不到、几乎是背影的身躯,只有他穿着的那件皮夹克上衣显出了市委书记与老工人的稍显不同 。

我为什么非要强调这样一件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事呢?要知道,像这样的新闻摄影的照片,把工人老师傅当主角,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做陪衬,这在N以后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而这在那个年代是再平常、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这张发表在1964年2月29日包头市委党报《包头日报》上的新闻图片,即使是在45年后的今天,也依然让看到它的人心生感动,你分明看到了共产党对普通百姓的真诚、热忱,看到了市委书记质朴、坚定的身躯里蕴含着的党的坚强领导的力量。

太怀念那个时代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了,还有由此而来的干群关系、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纯朴、真挚的状态。还得再写一件事佐证一下:此时已是中共包头市委财贸部副部长的刘俊义(后曾任包头市副市长),这一年的秋后,老家来了几个乡亲吃住在他家,推销家乡产的花椒,有群众认为不妥,就给他提了意见,那年月的名头大约无非就是“投机倒把”、“多吃多占”之类,于是刘俊义就在党小组会上、支部会上做检查,还写出了书面检讨。这件事在几十年后同样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大盗想窃国、大贼能偷国宝、大贪要被自己聚敛的不义之财压死、还有数目不详的大大小小的与共产党员称号不符的官员们指不定还在觊觎着什么呢,谁还会在意这可怜的“花椒”事件呢?一袋花椒引发的检讨,太不可思议了。

1964年的2月10日上午,包头白云鄂博火车站四号扳道房扳道工、共产党员王福臣正准备迎接11点32分就要进站的511次客车,只见一个蒙古族老汉拖着一个怀抱羊鞭的小女孩踉跄进来,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影响和教育了整整几代人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姐姐龙梅,只见她仿佛是拼尽了全身最后的一点力气断断续续说了句:我妹妹,玉荣,还在雪地里……。

这个年代的颜色:红色。红得饱满、纯正、朴实、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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